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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读书】文艺属于人民

2019/10/23 13:56:41

【读书】文艺属于人民

 

“出气简报”大骂姚文元

 

1962年,春回大地,和风吹拂。中国的政治气候转暖,变为宽松。

 

“大跃进”的锣鼓紧敲了四年之后,总算歇一歇了。

 

1962年初,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。参加会议者达七千多人,于是便称“七千人大会”。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,指出: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,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以外,“还有一条,就是从1958年以来,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”。在会上,毛泽东就前几年工作中“左”的错误,做了自我批评。

 

3月,周恩来、陈毅专程前往南方,出席了文化部、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的话剧、歌剧、儿童剧座谈会。这个会议后来被称为“广州会议”。周恩来作了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》,指出“十二年来,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”,指出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。陈毅快人快语,明确提出了“应该取消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’的帽子”,“戴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”,亦即“脱帽加冕”。

 

4月,经党中央批转的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提出的《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(草案)》(即著名的《文艺八条》)下达了,明确指出要纠正“对一些文学艺术创作所进行的简单粗暴的批评”。

 

“翻译”成通俗、明白的语言,那“简单粗暴的批评”,亦即“棍子”。

 

4月27日,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加速进行党员、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》,指出:“凡是在拔白旗、反右倾、整风整社、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、干部,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,认真地、迅速地加以平反。”

 

一次次会议,一份份文件,不断地加温。上海,开起“出气会”来了。

 

什么“出气会”呢?

 

“白天出气,晚上看戏。”上海的知识分子之中,流行着这么句口头语。

 

“白天出气”——那就是出席“出气会”,吐出积压在心头的闷气、怨气、怒气。

 

“出气会”规定了“三不”,即“不抓辫子,不打棍子,不戴帽子”。为了体现“三不”精神,规定会议不作记录,让大家“敞开出气”。

 

如此“敞开出气”,放出来的是重要的“气”——平常听不见的声音。“上头”很想知道下面出了什么“气”。

 

为了便于向“上头”汇报“出气”的情况,会场上出现许多“联络员”,差不多每个小组都有两个“联络员”。

 

“联络员”们只带耳朵,不得在会场上作记录。

 

令人惊奇的是,“联络员”们虽然不大喝茶,却仿佛患了“多尿症”,不时在会场和厕所之间穿梭。

 

原来,“联络员”们在会场上听,躲到厕所里记。因为“联络员”们正以“阶级斗争”的目光审视会场,把那些“气话”当作“反党言论”。他们的脑子的记忆力毕竟有限,于是,不得不常常躲进厕所,飞快地在小本本上记下那些“反党言论”。

 

凭借着“厕所笔记”,“联络员”们写出了一份份“出气简报”,飞到柯庆施手中,飞到张春桥手中,飞到姚文元手中。

 

来自文艺界的“出气简报”,不约而同地朝姚棍子“出气”——人们对他充满怒气!

 

看着“出气简报”,姚文元按捺不住心头的火气,要披挂出击。

 

张春桥的话,一下子使姚文元“清醒”了:“你忘了1957年的大鸣大放?不到火候不揭锅!”

 

姚文元耐着性子、硬着头皮,读着那一份份“出气简报”。

 

有人在“出气”时质问姚文元:姚文元连篇累牍发表“美学笔记”,其实姚文元对美学一窍不通。姚文元胡说什么“白色是象征恐怖的,红色代表革命”,试问,毛主席的诗《沁园春·雪》如何解释?难道那写的是一片“恐怖”世界?

 

姚文元气得七窍生烟了!

 

就在这个时候,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自5月9日至16日召开。光是在“出气会”上出气,还不过瘾,这次文代会,成了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大规模的“出气会”。

 

巴金怒斥“姚棍子”

 

写过“爱情三部曲”——《雾》、《雨》、《电》,写过“激流三部曲”——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,巴金的作品使巴金在上海文艺界具有崇高的声望。鲁迅在1936年写的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》一文中,曾称赞巴金:“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,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。”受鲁迅赞誉时的巴金,不过32岁巴金素来埋头于创作,是一个擅长于文笔却不善于言谈的作家,几乎没有见到过他厉色疾言。

 

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的讲坛上,巴金破例作了充满火药味的长篇讲话,题为《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》。他的发言稿,经删改后,载于《上海文学》5月号。24年之后,当《巴金六十年文选(1927—1986)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,巴金根据原稿,把当年被迫删去的文字补齐,成为完璧。

 

巴金的讲话的主题,便是拿出“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”,批判了姚文元之流的棍子。

 

按照巴金发言原稿,摘录如下,从中可以窥见一位中国当代卓有成就的作家对于“棍子”们的愠怒:

 

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、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,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,但是棍子挨多了,脑筋会给震坏的。碰上了他们,麻烦就多了。我不是在开玩笑。在我们新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一种人,人数很少,你平日看不见他们,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,但是你一开口,一拿笔,他们就出现了。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,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,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。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,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,窗前树上多有几声不同的鸟叫,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,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,他们会怒火上升,高举棍棒,来一个迎头痛击。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,明天又说那一位作者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,好像我们伟大的祖国只属于他们极少数的人,没有他们的点头,谁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。……“他们人数虽少”,可是他们声势很大,写稿制造舆论,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,到处寄信,到处抓别人的辫子,给别人戴帽子,然后乱打棍子,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,失掉了雄心壮志。

 

……无论如何,我们要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。棍子决不会自己消灭,我们也无法要求那些用棍子推销框框的人高抬贵手,检讨、沉默和懦弱都解决不了问题。做一个作家必须有充分的勇气和责任心。只要作家们有决心对人民负责,有勇气坚持真理,那么一切的框框和棍子都起不了作用,而且会逐渐销声匿迹。本来嘛,在我们的光辉灿烂的新社会里,它们早就应该销声匿迹了。

 

说到这里,我还应该加一个说明:我在上面提到的并不是批评家。对于批评家我是怀着很大的敬意的。我们的确有不少很优秀的批评家。但是不必讳言,我们也有一些专门看风向、摸“行情”的“批评家”,对于他们,我要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:希望他们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,好的批评家是作家的朋友,并不是作家的上级。我们国家并没有这样一种法律,指定批评家比作家高一等。可是我们有些“批评家”写文章,不管说好说坏,总是把自己放在居高临下的地位,不用道理说服人,单凭一时“行情”或者个人好恶来论断,捧起来可以说得天上有地下无,驾起来什么帽子都给人戴上,好像离了捧和骂就写不成批评文章似的。我只知道真理越辩越明,却未听说真理越骂越显。谩骂决不是批评,盛气凌人更解决不了问题。

 

痛快!淋漓!痛快淋漓!巴金的不讳直言,赢得响雷一般的掌声。

 

骨鲠在喉,对于“姚棍子”,作家们往日敢怒而不敢言,或者只在私下里数落他,如今巴金在广众大庭,痛斥“姚棍子”,个个欢跃,吐出了胸中积愤。

 

姚文元听着巴金的发言,肺都快要气炸了。

 

此后,在姚文元棍下,巴金的发言稿成了“大毒草”。

 

此后,在“文革”中,巴金被打成上海文艺界的“黑老K”。

 

1980年6月15日,年已古稀的巴金,用笔写下痛楚的回忆:“我写作了几十年,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作起码的评价,却在姚文元的棍子下面低头,甚至迎合造反派的意思称姚文元做‘无产阶级的金棍子’,为什么?为什么?今天回想起来,觉得可笑,不可思议。反复思索,我有些省悟了:这难道不是信神的结果?”

 

1980年10月15日,巴金用锋利似刃的笔,剖析了“姚文元道路”。巴金毕竟经历了“文革”炼狱的磨砺,他的话令人久久思索。那是出自他的肺腑的真话。唯其真,才显得那样的深刻。

 

……第二年(指1958年——引者注)下半年就开始了以姚文元为主力的“拔白旗”的“巴金作品讨论”。“讨论”在三四种期刊上进行了半年,虽然没有能把我打翻在地,但是我那一点点“独立思考”却给磨得干干净净。你说写十三年也好,他说写技术革新也好,你说文艺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也好,他说英雄人物不能有缺点也好,我一律点头。但是更大的运动一来我仍然变成了“牛鬼蛇神”,受尽折磨。张春桥恶狠狠地说:“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。”他又说:“巴金这样的人还能够写文章吗?”

 

其实不仅是在“文革”期间,五十年代中期张春桥就在上海“领导”文艺、“管”文艺了。姚文元也是那个时候在上海培养出来的。……这些人振振有辞、洋洋得意,经常发号施令,在大小会上点名训人,仿佛真理就在他们手里,文艺便是他们的私产,演员、作家都是他们的奴仆。……尽管我已经丧失独立思考,但是张春桥、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。路并不曲折,他们也走得很顺利,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。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,我今天还责备自己。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,我怀疑会不会再有“姚文元”出现在我们中间。我们的祖国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。

 

张春桥、姚文元就要给押上法庭受审判了,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但是他们散布的极左思潮和奇谈怪论是不会在特别法庭受到批判的。要澄清混乱的思想,首先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。大家都肯独立思考,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。大家都能明辨是非,就不会让长官随意点名训斥。

 

文艺究竟属于谁?当然属于人民!

 

从1962年批判姚文元,到1980年进行再批判,巴金的声音代表着中国正直的作家们的声音。

 

发人深思的是,挨过姚文元的棍子的作家,从巴金、丁玲、冯雪峰、艾青、姚雪垠、秦兆阳,到王蒙、刘绍棠、流沙河、邓友梅……受尽磨难,没有一个被打倒;而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,却是“姚棍子”其人!

 

(注: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(增订版)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。本栏目版权归上海观察所有。不得复制、转载。栏目编辑:许莺编辑邮箱 shguancha@sina.com)